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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相济润天府

发布时间:2018/07/17

作者: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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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解读中国神话故事《大禹治水》的角度很独到:“面对末日洪水,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这似乎触摸到了西方渔猎和游牧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某些差别。如果你顺着这个思路去解读中国秦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四川都江堰,以为它纯粹是为了改善农业耕作条件,则大抵是会误入歧途的。

  在成都的行政区划地图上,岷江在流过都江堰后突然销声匿迹,直到过了新津才又突然神龙复活。在都江堰和新津之间,一线若隐若现的河道被标注为金马河,但如若你亲临金马河畔,估计不会相信面前这宽度300米至1200米之间的卵石滩就是水深浪急的长江一级支流——岷江。造成这名实不符情景的原因其实恰恰正是这个“都江堰”。

  都江堰建成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只不过那时还没有都江堰这个名称。因为当地的原住民氐羌族人和大禹后代, 把玉垒山叫“湔山”,堰叫 “堋”,所以秦汉以前的都江堰叫“湔堋”。 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首次在此设都安县,湔堋改称为“都安堰”。唐代把都安堰叫“楗尾堰”。因为当时一种 “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的水工技术叫“楗尾”。 而都江的名称,最早见于《蜀水考》:“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括地志》也说:“都江即成都江”。直到《宋史》才明确有了“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的记载,也就是说,从宋代才开始把整个这个水利系统工程概括为“都江堰”的,并一直沿用至今。

  秦昭王为什么要修都江堰?不少人认为是为了治理水患发展农业。岷江从挟雷霆之势从高山峡谷中俯冲进入川西平原后,由于整个地势西高东低,水的势能并无太大的减弱,当到达龙泉山山前地带时,短短50公里之间的坡度落差竟达273米,形成了危险的悬江。自蚕丛徙治川西平原以来,岷江水旱无常,古蜀国的生存发展一直深受制约,洪水袭来,一片泽国;旱灾降临,赤地千里。故认为先秦吞并巴蜀后,立即着手治水。其实治理属地水患固然重要,但当时秦国更迫切的任务是统一六国。因此出于战争需要而开凿都江堰才是秦昭王直接和优先考虑的动机。况且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就是因采纳了大将司马错“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的计策,并由张仪、司马错等人亲自率军从金牛道南下实现的。公元前310年和前301年,司马错又先后两次统兵入蜀平叛,直至蜀地全境安定。鉴于当时秦军练兵、制造兵器、征集军需都以成都为中心,司马错再次献计秦王:将岷江改道北移,经成都城南而行,以解决伐楚的战争运输问题,并进而建成统一六国战争的重要后方补给基地。

  公元前272年,时年仅30岁的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冰,战国时人,知天文地理,隐居岷峨,与鬼谷友。时张若守蜀,与张仪筑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荐冰代若。冰营郡治,致神龟,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郸检两江,别支流过郡下,以行舟船。”(清·钱茂《历代都江堰功小传》)。可见委任李冰代二张(张若、张仪)为新的蜀守,主要目的就是组织实施岷江改道工程。李冰不顾秦王的催促,首先扎下身子,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跋涉七百余里,勘察水情地理,设计施工方案。公元前271年,都江堰正式破土,到前256年工程方才竣工。从此,岷江上游的大量木料得以顺着新开河道漂运到成都以打造战船,故新河这时又叫检江。公元前223年,随着攻打楚国的兵员、兵器、粮草汇聚成都,一声号令,秦军百舸千帆,金戈铁马,直下荆楚。由此判断,都江堰最初的性质就是“湔堋运河”。汉朝立国后,直接继承了秦朝在成都的军事工业遗产,也在检江北岸和南岸分别设立了车管城和锦官城,城以高墙围筑,显得十分神秘,四周并设多座军营严密拱卫,闲杂人等一律不能靠近,故史籍上也绝少记载。实际上,这里就是成都最早的军事工业区,车官城就是战车、战船的专业生产工场。2000年后,成都龙泉国际汽车城,简称“车城”,区内的多条道路被命名为车城路,典故就在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汉代以后,因水量巨大,检江曾长期被误认为岷江正流,故又得名流江。及至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成都府》中还写道:“这些河流有些宽达半英里,有些宽两百步,而且都很深 ”,“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而真正的岷江故道却从此处于干涸或半干涸状态。

  中国有句成语叫“水火不容”,但李冰和司马错们却用都江堰完美地证明了,水火其实完全可以相济相成,战争的火焰烧开的也可以是民生的水花。这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称赞的:“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而作为都江堰关键性工程之一:凿穿玉垒山,开通宝瓶口,靠的也是一个古老的火水相济的奇工巧技。这个技术相传是杜宇王妃朱提从滇东北带入古蜀地区,是濮人在火药未发明前开采铜矿的办法:先用火烧热岩石,然后再用冷水泼,利用岩石热胀冷缩不均匀等因素,使矿石自然崩落成碎块。李冰率领当地山民也用此法成功将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豁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从玉垒山分离出来的石 堆被叫作“离堆”。

  “湔堋运河”演变为都江灌区的过程,也许正好佐证了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玛尔(Andrew  Marr)《世界史》第二部《为战争一辩》的观点:“无论如何残酷,一个尴尬的事实是,战争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巨大动力。” “战争是最糟糕的人类集体经验,烧杀劫掠、饥饿和有形无形的毁灭都由此产生。然而,战争也带来变革,有时甚至使社会变得更好”。当然,我更愿意用中国古老《易经》五行观 “水克火”的朴素哲理来“为战争一辩”, 正是涓涓不绝的都江之水,“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润泽出一方“喜看稻菽千重浪”的锦绣天府。

  如果说都江堰是战争攻伐的产物,那么成都的“两江抱城”则是军事防御的结晶。作为历史上另一个因战争而兴起,因惠民而长存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同样证明了“作为一种黑暗力量,战争促进变革的作用无法忽视。在中国、印度和地中海世界,冲突促进了诸多事物的发展,如金属冶炼、车轮、马术、航海、数学和算术,以及建筑和宗教。”(安德鲁·玛尔《世界史》)。唐大历三年(768年),泸州兵马使杨子琳乘成都尹崔宁回长安述职之机,率兵叛乱并攻占成都,幸得崔妾任氏(浣花夫人)拿出私房钱10万招募勇士千人,并亲自率众冲锋陷阵,将叛军逐出成都,朝廷因此封任氏为冀国夫人。唐太和三年(公元829年),那个因金庸《天龙八部》而为国人熟悉的南诏国(今大理),因对天府锦锈的 “羡慕嫉妒恨”,挟力量和野心膨胀之双翼,出兵攻占了成都,并在当时手工业生产和交易集中区的少城盘桓十数日,撤离时将城中上万名各行各业的奇工巧匠举家裹胁南去。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十二年(公元871年)和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尝到甜头的南诏又数度兵临成都,至城中“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泉皆竭,热气相蒸;其苦可哀,其敝可恤”,只能取摩诃池淤泥水“澄而饮之”。朝廷急调天平节度使、名将高骈入川主持军务。高骈坐镇成都,指挥5000铁骑追击并在大渡河边大败南诏军,还活捉了几十个酋长,押回成都闹市区斩首示众。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讨伐南诏有功的高骈转任西川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兼成都市长。高骈姓高才更高,甫一上任就从泸州叛军和南诏兵三番五次袭扰的细节中,敏锐地发现了成都在军事防御上的重大弱点:狭小的城区无法容纳充足的军力、物资,城南二江的防御能力低效重复,城北城东缺乏河防。干练果敢的高骈马上专报唐僖宗,要求拨款对成都城进行全面改造:扩建城墙,建造罗城,将城墙外近垣地带的丘陵高地悉数夷平,特别是将李冰以来的二江并流进行了颠覆性改造。他先阻塞城市西北角糜枣堰的南口,将原来南流的郫江断流;再开糜枣堰北口,沿罗城北缘和东缘新掘清流江26公里河道,绕行至城的东南角复归流江;又开辟西濠,接通郫江与流江,完善了城西的护城河。这就是今天的府河和西郊河、饮马河的前身。府河后来被成都市民与南河组合并俗称为“府南河”。从此,成都城的安全有了坚固的罗城城墙和湍急的护城河的双重拱卫和保护,市民们也不惧怕再被南诏军虏去瘴气弥漫的南蛮之地当苦力了。当时就有个叫顾云的诗人向高骈献诗 ,末尾两句 “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筑城篇》更十分直白地表达了成都人从此得以安居乐业的欣喜之情。而高骈为军事防御而进行的城市改造工程,也给成都留下了千年不变的“四水环绕、两江抱城”独特城市景观。

  历史是有趣的。在秦岭之南这个成就了川西平原天府之国的都江堰竣工10年后,在秦岭之北的另一个天府之国,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亦热火朝天地开建了。如果说都江堰是成于帝国谋臣上将的“战国策”,郑国渠则出自敌国战略间谍的“无间道”;如果说两江抱城是为了在己国的领土上抵御敌人的进攻,郑国渠则是为了在敌国的疆域中拖住敌人的进攻。战国末期,秦国开始了实施统一六国的霸业,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国力在六国中最孱弱的韩国。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走投无路的韩桓王,自以为完美无瑕地设计和实施了一个号称“疲秦”的败战之计,遣派韩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入秦诈降。巧舌如簧的郑国成功说动秦王嬴政凿穿泾水和北洛水,修建一条大型渠道来灌溉两岸的盐碱之地。其时,正在苦思冥想发展水利之策的秦王,闻之不由大喜过望,立即征集大量人力和物力,委任郑国担纲修渠大业。不久,这个借机耗竭秦国实力,使其无法伐韩的阴谋还是败露了。眼看自己项上人头不保的“水利特务”居然仍旧巧舌如簧,转瞬之间竟将韩国的“无间道”变成了郑国的“投名状”:“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嬴政不愧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这个弃暗投明的原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不仅不再执纪问责,还保留政治经济待遇,继续予以重用。后来《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证明,郑国不仅因此赌赢了身家性命,还博得了万世美名。当然真正最大的“赢”家还是秦王自己:“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按当时一钟合六石四斗计算,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平均一石半的亩产竟高出230多倍,郑国渠造就的稳定高产的灌溉农业,成为秦国吞并六国的霸业的强大物质基础。

  当时间转到公元前221年,从秦岭之北出发的秦王嬴政已经成为一统南岭之北的始皇大帝,又把眼光瞄向了岭南的广阔疆土,命令大将屠睢南征百越。由于南岭有南北向的隘道五个,50万被均分为五路大军。不料第一路就在越城岭(今兴安县)境遭到了西瓯军队的顽强抗击,竟 “三年不解甲弛弩”,被迫“兵勒湘南,握其咽喉,临溶、漓二水间”,筑“秦城”以待变。被困于南岭之北的秦始皇,这时突然想起了自己伟大的曾祖父,想起了秦昭王在秦岭之南川西平原上开凿的那个伟大的湔堋运河,遂任命也长于水工的监御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十万兵卒历时五年,在今兴安县境内的湘江与漓江之间,凿通了一条人工运河——灵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浩浩荡荡的秦国大军顺着灵渠越过岭南,终于赢得了“秦瓯之战”的胜利,随即在桂林、象郡、南海3地设郡,岭南从此纳入秦王朝的版图。

  历史也是公正的。如果帝王们的穷兵黩武之作,客观上也能遗惠民生,人世往往也长久铭记,否则就只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李冰可能没有想到,本来仅是为秦王征战而建的“湔堋运河”,却歪打正着成就了一个润泽天府众生的都江堰灌溉工程;他本人也因此被尊为“川主”,在遍布川西的“川主祠”中,接受着千百年来四川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祭祀;2000年,都江堰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江抱城”造就的府南河,则在经过大规模的综合整治工程后,于1998年获得了联合国人居范例奖。2016年,郑国渠也终于成为中国第三批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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